南京人把见人熟、特爱说话聊天叫做“韶”。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特质。

 

晚上打电话给爸爸，问他的近况——过得怎么样，吃的好不好。

他再叮嘱我两句——门关好，注意保暖……聊来聊去，每天都是这样的内容。

也许真的是因为交集已经太少，所以对话就变得有些空洞又滑稽。

 

大姨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伤口恢复的很不好。

医生说，抑郁阻碍恢复。必须从精神上有强烈的恢复渴求，抵抗力才会起作用。

事实上大部分病人，都是由于恐惧和沮丧，使病症急剧恶化直至死亡。

 

我深刻反省。回到家里好好沐浴，做面膜，整理衣橱。

终于坐了下来，身上发了微微地密汗，果然不再哆哆嗦嗦地浑身发冷，清爽许多。

缩在被窝里的时候，寒意一阵一阵。

热水袋前半夜贴近了会烫到，后半夜贴着会冰到。

十分想念我家那个不费水不费电不会烫着也不会冷却的超环保真皮保暖袋。

 

妈妈每每想到大姨，红了眼眶。

在她这样知天命的年纪，最残酷地事情大约便是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去。

如果人生真的是一出戏，我十分渴望期望以及希望，绝对不要最后一个离场。

就算我可以忍受孤独，也架不住那份眼睁睁看着亲人一个一个离去时的悲痛。

所以，你，绝对不可以死在我前头。

这是一项艰巨任务，刚下达的，请一定执行。

 

 

 

 

 

 

 

 

 

    天冷，做什么都得先暗暗鼓励一下自己，然后才能迈开行动的脚步。用时髦的话说，我先得欺骗自己拥有强烈的“小宇宙”，有绝对力量创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城池，才有信心不依附于任何人。

 

    米乐如今是一头黄发，削得短而随意，喜欢将领子竖起，笑容笃定，眼神温柔……她逼着我看杨大师那部长达四个小时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据说以前要看这部片，只能买正版VCD，这让很多文艺青年急得跳脚。朋友托朋友，跑到香港台湾的书店购买。后来世界上有了刻录机，却仍没有正式DVD版出来。杨大师仙逝后，被处理的碟突然间又成为书店的宠儿。

 

    米乐喜滋滋地说——为了这套十元港币的碟，花了三千块机票飞奔到港淘得。我架不住这份难得，不看对不起群众。四个小时，还好家里的那部DVD机没有着火。

 

    杂志社曾经做过杨德昌的专题，我唯一印象只是他对蔡琴十年无性婚姻的谎言。台湾的新电影我并不感冒，原因很简单，有太多关于“不知道”的困惑和焦虑，太多真诚的思考、犀利的剖析。杨德昌的城市太纷繁庞杂，迷乱的过去、变化中的现在和不可知的未来，压的人喘不过气来。避而远之的人们抱怨身心本已疲惫，何苦还要再忍受某个人的满腹牢骚？新电影最终没能成为主流，有理可循。

 

    米乐说，有位前辈当年去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经历——坐飞机去看在台北举行的首映礼——神经大条的很。可是，假如，我们听到的是一个阔太说她坐飞机看在巴黎举行的某时装品牌的发布，恐怕又是另一种情绪了。嘘！不要太在意钱财，不用太执着文化。阔太与文艺青年总有搭乘同一班飞机的时候。

 

    嘘！看电影！ 

 

 

 

 

我不能明白，晴朗天空下的北京站，灰的这样沉重。眼皮摇摇欲坠，满满当当的人。天不算很冷，冬天随时随地会降临。

 

晚上发起低烧，浑身酸痛，像被人毒打了一顿。

正午的阳光照进窗子，我躺在床上静静反省。床头的木桌子上放着白水，看到一半的小说，燕子在电脑前忙碌着。手腕打吊针的那块变的青紫。不疼，就是看上去有点扎眼。我适时地在伤病最容易恢复的季节里搞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倒在了首都的病床上。脸肿的超级没有样子，燕子取笑说她见证了我人生最丑的一面。极度不负责任地拍下了我昏睡中的照片，果然丑到惊天动地。

 

坚持得下去，得坚持；坚持不下去，也得坚持。
这句话与人生观无关，只是针对现在肿着的脸，以及日后面对拆线的痛苦。